核心提示：昆明律师刘爱国2年内参加了110场听证会，被戏称为“中国听证帝”。刘爱国称每场听证会一般会有100至200元红包，并表示一般听证会上公务员数量超过百分之九十。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昆明市民，以从事法律工作的身份，经常报名参加昆明各大听证会，被选中的几率高达90%以上。在昆明去年举行的100多场听证会中，他一口气就参加了70场，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位名叫刘爱国的律师一共参加了110场在昆明举行的各种听证会。而之前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成都“听证专业户”，在7年间，不过也才参加了19次听证而已。由此，这位昆明律师，被戏称为“中国听证帝”。

　　刘爱国坦言，之所以次次“中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听证制度的设置以及市民的参政意识问题有很大关系。

　　“我一看听证结果就来气，有很多听证会都是流于形式，意见提得很多，可真正采用的却很少。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听证会是在走过场！”

　　“老百姓的意见都被公务员大军淹没了，发声的渠道越来越窄。”

　　“有的人直接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派来的‘关系户’，来参加听证发言竟然说自己没有意见。我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一条建议没有，跑来做什么？”

 

　　今年52岁的刘爱国，是云南鑫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主任律师。不过，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刘爱国”几个字，会发现和这个名字相关的记录多是与一些听证会绑在一起。

　　“除去政府过年休假的时间，算下来平均每个月都有5场听证会要参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算是云南听证代表第一人呢！”谈起之前参加听证会的经历，刘爱国拍胸脯说。当随意问及其中的某一场听证会，他立马就能从办公室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翻出当时听证提议的存档资料。“别人发的是名片，而我刷的是脸卡。”刘爱国半开玩笑地说，几乎昆明各个政府单位法规处的负责人，他都能混个脸熟。

　　从2009年11月参加第一场听证会至今，刘爱国陆续参加了110次听证。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单位邀请，还有三分之二则是他通过报名“竞选上岗”的。据刘爱国透露，所谓的“竞选上岗”就是政府单位的随机抽取，在一堆写有报名者名字的纸团里随意抽取。刘爱国从没去过抽取现场，但他总是能被幸运地选中。“政府邀请的自不必说了，凡是我自己主动报名参加的，90%都能成功。”

　　说起第一次参加听证会的经历，刘爱国印象深刻，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成功，他从此迷上了听证会，并逐渐成为各听证会上的“首席听证代表”。2009年11月23日下午，省政府法制办召开《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听证会，邀请刘爱国作为听证代表献策提议。

　　当时条例提到是否要征收滇池保护费的问题，刘爱国不仅赞同收费，还提出了具体的征收办法。“建议将滇池保护费放在每月的水费中一起收取，因为单独向市民收取这项费用实际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他说，“收费能够促使节约。之所以力挺收费就是想通过收费来培养节水意识，从而减少生活用水，进而达到降低排污量的效果。一举两得，多好！”对于他所说的这次听证会，记者随后也向相关部门作了求证，这个费用的准确名称为“生态资源保护费”，目前该条例还未正式颁布实施，相关部门也未采纳将此费用放在水费中一起征收的建议。

　　听证会后，刘爱国接到了相关政府单位的回执电话。大意是他的建议已被采纳，这让他喜出望外。“原来公民的话语也是会被采纳的，我以后还要去提建议。”刘爱国说，因为这次的听证会建议，他的观点当时轰动一时，一炮走红。

　　此后，刘爱国2010年一共参加了70次听证会，今年到目前也已参加了39次，加起来，大大小小各类听证会一共参加了110次。从记者所查询到的媒体报道来看，这个数目即使放在全国的听证代表群里，也找不到更高的了。因为平时要忙于各种法律案件，刘爱国实在抽不出空的时候，就提前把要发言的内容准备好，之后请自己的助理代其发言。

 

　　“准备一场听证会的功课，一般至少都要3—5天，最快也要2天。白天还要忙工作，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每次接到听证会的通知以后，刘爱国就要翻出相应的上位法及法律、法规，对照着阅读一遍，看看有无冲突，“毕竟我是学法律的嘛！”

　　虽然很多听证会所涉及的专业内容刘爱国也不甚清楚，但所有的听证内容总是要依照相关法律来制定，他就主要从法律的方面来提建议，“看看合法性，看看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

　　他最关注关于民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利益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还会亲自做一些调查来作为建议的依据。在刘爱国的手机通讯录里共有700多个电话号码，其中有100多个是外来务工者的电话。“这些人都是我以前免费帮其进行过维权的农民兄弟，民间的疾苦、好坏他们最清楚。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发短信来了解情况，这样提出的建议更真实。”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听证代表只要报名就都能如愿以偿。刘爱国就有3次被选为听证旁听人，和听证代表相比，旁听人不仅没有“红包”可拿，而且还不能在会上发言，只能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递交上去。不过，刘爱国也绝不会只走个过场，甚至还较上了劲儿。

　　“并不是所有的听证会我都参加，程序不合法的我就不去。”在昆明市今年召开的关于某一区域规划的听证会上，刘爱国认为当时的听证代表设置不合理，就拒绝了这次听证会。他说，一般听证代表要满足相应的人数规定，同时还要配有1—2名法律工作者，如人数超额则可考虑安排在旁听席。“此次听证代表中就没有法律工作者，人数都凑不够，我怎么能被放在旁听席呢？”刘爱国立即向相关单位发出了意见函，要求重新作出调整。不过，至今再也没有等来相关单位的回复。

　　不过，刘爱国说他不会就这么算了，近期他准备向该单位提起法律诉讼。“我可不是说着玩的。”而类似的情况还有今年的另一场政府部门听证会，刘爱国同样被他认为不合理的程序安排在了旁听席，他一气之下也没参加。他将这称之为原则问题：“昆明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的那场听证会我参加了，虽然也是作为旁听人，但他们程序合法，我没有异议。”

　　至于听证会后领到的“小红包”，刘爱国称其为误餐费。每次都接受，他认为那是合理的钱，能拿。“现在物价水平上涨那么厉害，每个人在百忙中抽空过来提建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慢慢地，参加听证会多了，刘爱国也摸出了各种听证会上的“红包”行情，一般听证会也就是100—200元，少点的给50元，有的真是一分钱也没有，“但我绝对不是冲着那点钱去的。”

 

　　对于听证会上的各种纪律要求，刘爱国基本谙熟于心：准时出席，深思熟虑后发言，无论同意与否，都不能侮辱申请方，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等。不过，刘爱国的发言时间大多都超过了5分钟。“有的人直接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派来的‘关系户’，来参加听证发言竟然说自己没有意见。我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一条建议没有，跑来做什么？我从来都有不下5条建议。”

　　刘爱国热衷于提建议，当然也很在意是否被采纳。“我从来都不看听证会后的3号文件，因为提出的意见基本不会被采纳。”大多数的相关单位都会在会后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并让他留意听证结果。可每每看了结果，刘爱国就很失落。“我一看听证结果就来气，有很多听证会都是流于形式，意见提得很多，可真正采用的却很少。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听证会是在走过场！”刘爱国说，他最怕看到的就是某一类在听证会上不时说话、进进出出、如坐针毡的听证领导。“我一看到这种领导干部心里就凉了半截。领导都不重视，下面更不会有人重视，估计又是走过场。”

　　刘爱国认为，比这更可怕的是，目前的听证会正在一个怪圈里转悠。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听证会代表由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员来“担纲”，这是不合理的。就以今年9月某部门召开的一场听证会为例，15个听证代表中有13个都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员，而在1号文件中提出的5个企业代表实际上只请了1个。

　　相比之下，像在重庆、四川等地早就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就是要控制和限制公务员听证代表的数量。按理来讲，一般公务员数量不能超过总体听证代表数的10%。但实际上，在昆明的各个听证会中，有的公务员听证代表数量已经超过了90%。

　　“老百姓的意见都被公务员大军淹没了，发声的渠道越来越窄。”刘爱国觉得，应该在各个行业挑选30—40人的百姓代表来提意见，就算一次听证6个小时也是值得的。刘爱国记得有一次听证会整整开了8个小时，刚开始他还不停地通过喝茶来缓解饥饿，可后来因为水喝多了，又不停地往厕所里跑。但开了那么久的会，最终代表们提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多少。

 

　　“我真的不是政府的‘托儿’，我的观点也并不都是支持涨价。”去年11月，昆明市园林局召开关于《昆明市大观公园大观楼登楼费调整方案》的听证会，在众多代表力挺将2元的收费标准提至5元、10元时。刘爱国当时一语惊人，他说：“连保护区的保护范围都没有界定，根本就没有涨价的资格！个人反对涨价。”既然“不是托儿”，那么刘爱国在其参加的一百多场听证会中，都提了什么样的建议呢？

 

　　事实上，一些和刘爱国一样经常参加各种听证会的市民却对他的建议不“感冒”，认为他的建议多是关于标点符号更改、语句语序调换、甚至是部分措词的略微改动，而对听证内容本身并无多少实际帮助。“这些琐碎的小问题在会后找个法律顾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放在会上说不是很浪费时间嘛！”一位市民代表抱怨。

　　刘爱国可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只有专家才能提出这样细致和专业的文字修改建议，一般的市民对法律不甚了解，还提不出这些东西，而且有些还被政府单位采纳了。为此，刘爱国还专门翻出了几次他印象较深和比较感兴趣的听证会来作证。

　　在2009年11月参加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听证会》中，刘爱国提出了3条建议。其中包括消除《条例》第七条、第十三条中的“滇池流域保护”范围内的句号；将第九条的“都有”改为“应当履行”；支持征收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等，最终支持征收保护费的建议被政府采纳。

　　今年4月，刘爱国参加昆明市发改委举办的《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听证会，同样提出了3点建议。包括将标题和《条例》中的“城市轨道交通”修改为“轨道交通”；将第5条、第7条中的“国土资源”改为“国土”，与第9条统一，简洁明了；将第5、7、18条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改为“住建”等。

　　今年8月，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昆明市就业促进条例》听证会中，刘爱国提出了多条建议。其中包括将第一条中“及有关法律”改为“等法律”；将第二条中“就业的方针”后面的逗号改为句号；将“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改为“市、县、区级人民政府”；将第6条中“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中的“和”改为“及其”；将在众多条文中出现的“市区”表述中间加个“、”号；将40条中“政府购买的培训”中的“购买”改为“支付”；将第46条中的“我市”改为“本市”等。

　　同样，在今年8月参加的《云南省阳宗海保护条例》听证会中，刘爱国分别建议将第二条中的“单位和个人”改为“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将第20条中的“实施”改为“实行”；将26条中的“生态资源补偿费”改为“生态资源补偿资金”；将第40条中的“构成犯罪”一词改为“涉嫌犯罪”。最终，“单位和个人”改为“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的建议被采纳。

 

　　云南有那么多的律师，为什么每次选中的都是刘爱国？刘爱国认为，一是他报名参与的积极性高，另外就是参加报名的人很少，因此“中奖率”很高也在情理之中。“最关键的是，我也不是普通人。其实，在第一次参加听证会之前我就火了，而且火了好几次了。”刘爱国是律师制度恢复的第一代人，如今已从事了28年的法律工作。

　　“在法律方面，我不敢说自己是专家，但绝对是专业和认真的。也就是这些经历，大概成为我能频频入选听证代表的资本吧！”刘爱国透露，他还会继续参加听证会，而且会动员身边更多的律师和个人加入到听证会中。“至少从我是一个开始，是一次信号的发出。”刘爱国反复强调这句话，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将挑选代表的方式由抽签变为选拔，这样即使以后报名参加的人增多，他还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被选中。

　　最近，刘爱国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担忧。相比去年70场的听证上座率，今年到目前为止他才参加了39场，数量明显有了下滑，他也开始遭遇一些拒绝。“我成了某些听证会上的‘讨嫌客’。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法律顾问，当我提了很多建议以后，领导就会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漏洞和不足，这就会让该单位聘请的法律顾问下不了台。由于害怕被领导究责，慢慢地，下次他们就不叫我了，或者把我安排在旁听人行列，不让我开口说话。”

　　而且，有些听证意见不仅在听证会上发不了声，也上不了报纸。“以前，我也曾想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媒体传达出去，但一些媒体只是当面应和，出来的效果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或者根本就不会报出来。”

　　即便如此，刘爱国的听证热情也并未减少，现在他不仅自己参加，还开始拉上身边的同事一起参与。不过，由于身份普通，同事并不像他那样有那么高的“上座率”。至于和他一样经常出现在昆明各大听证会上的普通市民，刘爱国却并不看好：“有几个退休的老太太经常会出现在听证会上，上座率也很高哦！但我觉得提的建议真不咋个。”

　　刘爱国称，听证会上真的需要更多市民代表来参与。“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相信听证会的，虽然很多听证会只是走一个过场，但也有一些建议能被采纳。不管怎么说，至少从我是一个开始，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至少让那些闭门造车的部分政府官员知道，听证会也有不是全票通过的。”

　　刘爱国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将来出一本关于听证会的书，内容主要是关于自己所有参加过听证会的材料和建议。“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听证备忘录》。有一天，当听证制度和老百姓参政的听证制度足够透明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今天的我做了些什么。”刘爱国说。